后记

这本书稿是我2009年秋写的。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（即《南北战争三百年》，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），刘裕的战记，本来是博士论文里面的一章，我就顺便把它扩写成了一本书的篇幅。

中国古代名将几乎多如牛毛，包括很多马背上夺天下的皇帝，刘裕的知名度算是比较低的。为什么专门写一本刘裕的战史？

因为我优先考虑的不是战争的规模，甚至不是战争对后世的影响，而是战争的“可观赏性”。可以用体育比赛类比一下：足球世界杯的决赛，往往不如前面的小组赛精彩；两位战绩显赫的世界级拳王，举行一场巅峰对决，也未必精彩好看，比如当年泰森和霍利菲尔德之战，黏黏糊糊拖泥带水。多数人都是因为“咬耳朵”记住那次比赛的，其实即使没发生咬耳朵事件，那场比赛也没任何观赏性，谁取胜也意义不大。而刘裕，就像一个陌生的新选手登场，接连放倒了几个老拳王，甚至是比他高几个重量级的大块头对手。他的战记的魅力就在于此。

具体到刘裕当时的环境。第一，他生活在分裂时期的东晋——江南的半壁江山里，当时人口很少，而且东晋政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很低，军事动员能力也低，所以军队规模都不大。刘裕平生进行的几次重大战争，多数史书都没记载兵力数字，从其他旁证来推测（比如稍早的桓温能够集中的兵力），应该都在三五万人规模，不会超过十万人。在中国古代战争史里面，这确实有点拿不出手。

第二，刘裕立足的南中国缺少战马，他的军队主力是步兵，后勤补给只能依赖缓慢的水牛和舟船。当攻击北方的鲜卑、羌人政权时，他面临的困难更大，因为北方冬春季缺水，河流结冰，无法进行航运，他只能趁短暂的夏日雨季进行北伐。他的对手拥有骑兵优势，军队的集结、攻防速度远高于南军；在战场上，骑兵的冲击威力远远超过步兵，而且可以靠四出抢掠解决补给问题。就在这种劣势对比下，刘裕仍攻灭了鲜卑南燕、羌人后秦两个王朝，他们的皇帝不仅没能抵挡住刘裕迟缓的步兵部队，甚至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，都被俘，然后被处死了。在火药兵器普及以前的人类战争史上，步兵、骑兵相对抗时，这种战局也许是绝无仅有。

了解了刘裕的实力缺陷，才能理解他战略和战术的过人之处。而且在刘裕不算长的战争生涯里，有形形色色的众多对手——除了北方政权，还有靠宗教凝聚力和水战见长的天师道军，有南方的割据政权甚至是王朝篡位者（桓玄），有东晋旧宗室实力派，还有渐生仇隙的同袍战友。和这些对手的战事往往此未落、彼已起，跌宕起伏悬念十足。就像本书“引子”里，刘裕远征南燕时，除了拓跋北魏、羌人后秦两个王朝的虎视眈眈，还有天师道军悄悄从岭南北上，直逼都城建康，刘裕北伐军坚城未克，又受到了后方沦陷的威胁……

刘裕这人性格比较沉稳内向。如果说刘邦有无赖的嚣张本色，李世民有刻意扮演开国雄主的舞台感，刘裕能够被人传扬的言行就实在太少。即使如此，从战争生涯的紧张程度，从实力与战绩的“相对值”来看，刘裕战争生涯的精彩跌宕，绝不亚于靠蒙古骑兵横扫亚欧大陆的成吉思汗。

当然，作为历史人物，刘裕有他不好写的地方，除了他性格颇为内敛、缺少“舞台感”的言行，还因为史书对他在军政领域之外的事迹记载太少，比如亲属和家庭生活的细节等，所以只能为刘裕写一部“战史”，而非一部完整的、多角度的人物传记，他个人的生平经历，和当时整个时代的关联纠缠也不算太大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史书阙如的部分，我也只能留白了，因为这毕竟是一部史学作品，而非虚构文学。本书“引子”似乎有点“文学性”，但那有点虚晃一枪了，正文还是比较贴近史实，没有什么虚构成分。


这本战记的另一个特点，是对魏晋时代地理、地貌的复原，希望让读者穿越时空、亲临其境。它也有两个来历。其一，战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最密切，战事展开的山川地貌、季节冷暖乃至气候的短期变化，都有可能影响战局胜负，统帅必须考虑周全。所以战史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作品，必须尽可能详细地复原地理、季节、气候因素，这就使作品更有身临其境的“视觉效果”。除了常用史料，我还为此翻检了史书里的《五行志》《灾异志》，发现颇有些收获，有对物候、环境现象的大量记载，以往学者们多不太关注《五行志》，最多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使用它，其实它的用处更多。

其二，自导致东汉解体的董卓之乱以来，文人士大夫中逐渐流行一种游记文章“述行记”，它们多记载战乱中的颠沛流离，沿途见到的景物、风土人情与古迹。这些乱世行纪，很多被引入了伟大的地理志书《水经注》。刘裕时期，随军的幕僚文人也经常写下行军途中见闻，寄给后方的亲友分享。它们是复原中古山川地理风貌、人文景观的第一手素材，但这些游记大都失传了，只有唐宋类书里面有零星引用。本书中刘裕军队占领旧都洛阳的篇章，就用了很多辑佚而来的时人书信、游记。

军人可以是伟大的旅行家，军事远征也是一种去往未知世界的游历（而且更刺激），我们可以随着他们航行在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”的浩荡长江；可以穿越暑热夏日里水花四溅、涛声如雷的三峡，感受长江在群山间奔腾的奇丽壮美；还可以进入沦为丘墟荒林的华北平原，在雪野里感受胡马驱驰的战栗，直到开进新占领的古都洛阳、长安，触摸那些残破的周秦汉魏宏大建筑，做穿越时空的怀古追思。

另外，魏晋南北朝时候的民歌，很多都保留下来了，有北方羌胡匈奴等汉译过来的，也有华北和华南汉人的。一般北方的风格粗犷直爽，语言也俚俗；南方的婉约细腻，更多吴侬软语。有些歌谣居然能和当时的历史事件呼应上，因为当时的作者也喜欢大事件、爱拿著名人物当主人公，以往文史学者对这方面关注的还不太够。像本书里出现的几首关于鲜卑慕容氏的歌谣，还有江南的《丁督护歌》，它的名字就来自刘裕的贴身卫士丁旿。这些歌谣放在《乐府诗集》里，读者都不太明白怎么回事，但把它们放到当时的历史事件里，还原到它们的主人公身上，这些诗歌就都“活”了，导致它们产生的那些历史场景历历俱在；它们的主人公也活了，从古书里的“之乎者也”，变成了有悲喜嗔怒、有笑声和泪水的活人，如在眼前。

萨满教的巫师借助咒语通神，召唤死去的先人降临附体；诗歌，也许是古人留给后辈的通灵魔咒。

书稿刚写出时，我请清华大学历史系的王晓毅教授审读过，他提了个意见：为什么要写那个去印度取经的法显和尚呢？他和刘裕的战争好像没什么关系。

确实如此。不过我觉得，军人和僧人，这两个职业截然不同，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：杀戮和超度，但他们又有某种相似——都忽略，或者说超越了饮食男女的正常生活，也许把他们合起来，才能看到人生和时代的全貌。而且，法显走得更远，他是第一个去印度并留下文字记载的中国僧人，比著名的玄奘早二百多年，他的行纪《佛国记》虽然不如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篇幅长，但更有个性化的体验和丰富的细节。本书读者在随士兵们游历华南和中原世界之余，也不妨随这位僧人去看看遥远的西域、天竺，乃至泛舟印度洋，遍历斯里兰卡和印尼群岛，那是中国古史的另一个维度。

而且，把史书和《大藏经》里东晋十六国时期翻译的佛经对照，会有更惊人的发现。比如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