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 萎靡江东

官员。

随后几十年内，先有曹丕废汉朝、建立魏朝。继之是司马懿和他的两个儿子掌握曹魏政权，最后是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终结魏朝、建立晋朝。这两次改朝换代，都是权臣篡位，采用和平“禅让”的形式：早已被架空的皇帝被迫宣布，自己的王朝天命已去，应该仿效尧、舜、禹相继让贤的方式，交给众望所归的贤人建立新朝。新王朝为了犒赏群臣的配合和拥戴，就再给他们更多的特权。这些人已经足够富裕，他们最需要的不是财产，而是子孙后代能够继续做高官的保障。

于是有了“九品中正制”：所有士人——所有正在做官和有可能做官的人，被划分成九个品级。对于还未做官的人，这个等级将决定他起步官职的高低。第一品最高，理论上属于完人和圣人，所以永远空缺；第二品是事实上的最高一级。再以下的各品之间，是量的区别；它们和二品则是质的区别。

这个制度是曹丕创制的。随着高级官员们的努力争取和皇帝对他们的笼络收买，这种制度的核心变成了区分家族等级：每一个官员家族的“品”被都固定下来，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永远属于这一品，“士族”阶层由此产生。所以士族的本意是凭借品第可以世代做官的家族，真正的士族都是二品家族。在司马氏的晋朝，一个原本低于二品的士人想进入这一等级，需要获得皇帝的赏识，或者士族官僚队伍的一致认可，成功者近乎凤毛麟角。

即便想通过伪造档案和贿赂提高等级也很难成功。当过高官、享有盛誉的头等士族负责执行这一制度，他们被任命为“中正官”，负责自己家乡州郡士人的品第评定——其实品第已经世袭，不需要评定，他们要做的，就是给那些新成年的士族成员建档，写下已成俗套的评语，然后抄送副本，交由朝廷保存。

评定二品家族的参照标准，是在这项制度固化时所有的当朝高官制定；其次是按照地域原则，每个郡有数个二品名额，分配给最有势力的家族。数百个家族由此垄断了从朝廷到地方的整个官僚队伍。因为家族品第和地域的联系，他们很重视自己的籍贯，习惯将家乡郡名放在自己姓氏之前，这就是“郡望”。即使已经在京城定居数代，他们依旧认为自己是博陵郡人、陇西郡人或者陈郡人。

这种垄断政权的士族，当时用另一个词“门阀”指称。阀的本意也是门，街道两侧都有半掩的院门，门内是家庭，家庭的职能是繁衍子孙后代。世代相承的家族便是当时的门阀。至于士族子弟进入官僚队伍后的升迁速度，则由家族势力、运气、能力等因素的合力决定，因为官职本身不能世袭，能世袭的是进入各级官僚队伍的资格。


对于晋朝的开国皇帝司马炎来说，他不得不靠这种制度收买整个士族阶层，换取他们对自己无耻篡位的支持。但他会警惕再产生和自己一样的权臣，因此不能把国家的权力都交给士族。司马炎的对策是重用自己的儿子和宗族成员。司马宗室诸王被授予“都督”（全称是“都督某地诸军事”）职衔，分派到全国的重要地区驻扎，掌握兵权。这不再是秦汉时皇帝一人独掌万机、指挥整个官僚机器，而是皇帝家族——第一家族——共同控制国家。这也算是士族政治的一种逻辑延伸。

西晋朝数十年间，特别是280年灭吴统一全国以后，皇室、宗王和士族官僚在奢靡腐败中堕落，没人关心行政效率和社会是否公平，他们集体投入到瓜分天下财富的狂欢和争夺之中。司马炎选择的太子、后来的晋惠帝是个傻子；掌握兵权的其他宗室诸王，智力也大都不高。所以惠帝即位后，宫廷首先被密谋倾轧和杀戮搅得一团乱。各地的诸王也相继卷进来，一次次带兵进入洛阳厮杀、混战，战火随之蔓延到整个中原大地。这就是所谓“八王之乱”。

八王之乱中，匈奴人刘渊、羯人石勒乘机起兵。司马宗室在战乱中大都被杀死。仅石勒在311年的一次战役中，就俘获杀死了三十六位宗王。两位司马氏皇帝相继被匈奴人俘虏、杀死。北方落入匈奴、羯、鲜卑等族的统治下。北方士族纷纷南下避难，他们拥戴驻扎建康的琅琊王司马睿称帝，建立起偏安江南的东晋。经过这一番动荡，皇帝和宗王权力大大削弱，朝廷和各州政权都落入了士族高门之手。

士族之间也有竞争，但他们不允许皇权独尊，江东政治就在士族高门的暗斗与妥协间保持着微妙平衡。

但这种平衡并不稳定。南渡后数年，控制荆州的王敦就有问鼎之心。他曾两度起兵进入建康，独掌朝政。这种一家独大威胁到了其他家族利益，所以第二次起兵时，王敦受到了各家族的联合对抗，身死兵败。而到现在，桓温隐然已成了第二个王敦。士族还能不能保住他们共和共治的江山？

觊觎与消磨

司马昱死去半年以后，桓温率部来到建康。他声称此行是来朝见新即位的皇帝，十一岁的司马昌明。谢安、王坦之带领朝廷百官到建康城南的新亭码头迎接。此时建康已是人心惶惶，传言桓温要杀尽朝臣、代晋称帝。

谢安是当时名士领袖，他没有任何对抗桓温的实力。但谢安曾在桓温幕府任职，熟悉桓温的为人。他知道，如今应对桓温，必须要撑住朝廷身份，不然，满朝文武的畏惧伏拜，会滋长桓温的骄横，萌生觊觎神器之心；但又要有理有据应对，不给桓温任何翻脸的机会和借口。

桓温下舟之时，百官都在道侧迎拜。宴会上，荆州军队重重林立，朝臣都战栗失色。王坦之大汗沾湿衣服。唯独谢安谈笑风生，甚至临席赋诗，和桓温酬酢唱答，显得若无其事，一切照常——这也意味着，天地运行、人间君臣之礼仍然照常，不宜摇撼。

据说桓温已经和郗超拟好了一份准备诛杀的朝臣名单。他邀谢安、王坦之密谈，将名单丢给二人。谢安看毕无言，王坦之则丢还桓温案前，只说一字：“多。”①

① 《世说新语·雅量第六》。

王、谢二人并非不惧桓温，他们只是强打精神，避免引发桓温野心。但对桓温的谋士郗超，他们则是全力讨好，以便保全自己与朝廷。两人曾一起拜访郗超，结果等到中午仍未获得接见。王坦之打算返回，谢安劝他：“就不能为性命再忍片刻？”

桓温已经努力鼓足了篡位的勇气，然而面对王、谢强撑门面的姿态，却不知该如何撕破脸面。到建康不久，他就得病不起。流言说，这是在桓温拜祭简文帝陵时，那些被他诛杀的士族鬼魂进行了报复。在建康停留十四天后，桓温返回了姑孰，此后病势日加沉重。

他感到自己时间不多了，示意朝廷授予自己“九锡”。“九锡”是皇帝赐给功勋大臣的特殊待遇，包括官服、车辆、斧钺等。经过曹氏篡汉、司马氏篡魏，权臣“禅代”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程序，加“九锡”几乎是篡位的固定前奏曲。

朝廷诸臣对桓温不敢有否定意见，只能拖延时日。王、谢让袁宏起草给桓温加“九锡”的诏书。袁宏此时在尚书省任职，很快完成草稿交给谢安。谢安每次都提出一点意见让袁宏修改，如此往返多次，历经数十日。袁宏不解，悄悄向王彪之询问。王彪之解释：传闻桓温病情加重，在世的日子不多，可以拖延观望。

返回姑孰四个月后，桓温病死，时年六十二岁。朝廷名士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晋朝的天下——士族的天下保住了。

桓温本已立世子桓熙继承爵位，但桓熙与叔叔江州刺史桓冲不和，被桓冲废黜。五岁的幼子桓玄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