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子

，他居然都是最终胜利者。血战中他一次次身受重伤，但都奇迹般活了下来，留下满身可怕的伤疤。很多人无法置信，只能归因于钟山的山神——蒋神①与他同命相怜，垂青他这个出身低微的军官。

① 蒋神：蒋子文，汉末秣陵（今南京）县尉，逐盗至钟山下，战死。后在钟山多次“显灵”，孙权为之立庙祭祀，钟山因此又名蒋山。

但这一次，钟山上的命运之神，还会再次眷顾他吗？

本书是一部涵盖了刘裕一生的战记，前面有些战争他没有亲身参与，但他当时也在关注这些战事，并受到这些战事的影响；刘裕亲历的战争也是前面这些战事的继续。不过，这里暂时放下战争，仅从东晋—南朝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宏观背景下谈谈刘裕的历史意义，以及历史局限。

刘裕生当士族门阀专权的东晋晚期，从一名出身寒微的中下级军官起步，终结了百年门阀专权史，开启了南朝（宋齐梁陈）历史。田余庆的史学代表作《东晋门阀政治》重点描绘了士族高门在近百年里如何垄断朝政，同时高门权臣之间又如何互相倾轧、争斗。与之不同的是，本书的关注点则在于该时期士族门阀政治是如何终结、如何被军人集团取代。

本书并非政治史，而是战记、战争史，但从开端部分桓温的北伐，以及稍后东晋门阀权臣之间的荆、扬内战，都可以看到当时士族高门的无能腐朽。从文化上说，这个阶层恰是“魏晋风流”的主人公，但在政治上、军事上他们都毫无建树。

刘裕给南朝奠定的政治基础，就是使士族门阀退居边缘，让军人将领成为政坛主导。但这没能构建一套稳定、良性的政治秩序。军人的职业习惯是服从有能力的领导，如果在位的皇帝是幼儿或者低能者，南朝军事将领们就会试图推举更有能力掌控局面的人做皇帝。所以南朝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经常对军事将领阶层进行屠杀清洗，这又会激起新一轮的叛乱和朝代更迭。

南朝一百七十年时间，只有梁武帝统治的近半个世纪里，皇帝能够笼络住武将，削弱他们的权力，实现长久和平，但这也造成了梁朝军队战斗力低下，最后被一支来自北方的小规模叛军（侯景）瓦解。随后的陈朝又回归了军人集团的统治，当第一代将领逐渐离世之后，陈朝丧失了抗衡北方的能力。

南朝的士族虽然退到了次要位置，不能掌控政权，但在文化上仍然处于垄断地位，他们很重视强调自己的门第优势，还完善了琴棋书画、骈体诗文等雅致文化。那些靠打仗立功出人头地的军事将领们，也很羡慕士族的这种高贵身份，他们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子孙会以军人身份为耻，努力学习文化，想钻营到士族队伍里去。

南朝士族还继承了魏晋士族的旧病，鄙视一切实用的军事、民政管理工作，他们觉得这是下等人干的“俗务”。军事将领们的后代也受其感染，所以南朝一直没能出现一个稳定的、有管理能力的统治阶层，最常见的循环就是军事将领集团兴起、腐化，再被新兴的军事将领集团取代掉。

在同期的北中国，先是北魏统一北方，近百年后是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，然后是北魏瓦解，军人势力形成了东西两个割据政权，地处西部的西魏—北周政权里，形成了新的“关陇贵族集团”，十几个家族占据核心地位。这个集团的特征，一是鲜卑和汉人的血统、文化交融，二是具有军人身份。和东方的东魏—北齐、南方的南朝不同，关陇集团不承认汉人士族的文化优势，所以没有受到士族们鄙视军政“俗务”的影响，关陇人物管理军事和民政的能力都很出色。另外，和魏晋那些垄断政权的汉人士族门阀不同，关陇集团有军人的秩序，他们可以接受改朝换代，但不接受架空皇权、贵族共和的游戏规则。建立北周的宇文家族、建隋的杨坚家族、建唐的李渊家族，都属于关陇贵族集团，所以先是周灭齐统一北方，杨氏通过宫廷政变代替周朝，然后灭陈统一中国。建隋的文帝杨坚是关陇集团第二代，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是第三代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第四代。可以说，是关陇集团重塑了中古中国。

进入唐代以后，关陇集团逐渐后继无人，通过科举制出身的文臣开始成为政坛主流，他们虽不像魏晋士族的门第世袭子弟，但科举考试侧重的文学内容还是具有南朝士族开创的文化形态，所以科举考试出身的士大夫官员，军事、民政能力都比较低，中国的官僚机器伴随着科举制进入了长期的封闭、停滞状态；民间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则继续发展，和官僚机器、士大夫文化逐渐脱节，这个过程中，又有北方民族——契丹、金、蒙古、满人等相继兴起，带来一些周期性的改变。

在这个大背景下观察刘裕，就能看到他的创举和局限。他能锻造出一支有战斗力的、令行禁止的军队，终结士族门阀的共和政治，但他没能建立起一个像关陇集团那样更全能、更自信的统治集团，所以他开创的南朝没能成为5、6世纪的中国历史主流，最终被汇入了关陇集团开启的历史大潮之中。

中国史上开创王朝的草莽英雄很多，他们乘天下大乱揭竿而起，靠武力征伐统一天下，如刘邦、刘秀、石勒、李世民、朱元璋等，但他们面对的局面都要比刘裕轻松，因为各地军阀混战，没有统一的压制力量，即使一两次战败、血本无归，他们也有机会召集旧部、卷土重来，刘、石、朱等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。只有刘裕不一样，他没有生逢乱世浑水摸鱼的机遇，身处王朝权臣和士族阶级的夹缝之间，他只要一次战败，就意味着彻底毁灭，不会有重整旗鼓的机会。他的对手有宗教叛乱者、士族篡位者、北方民族政权、昔日盟友，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胆弄险，但每一次都最后获得胜利。也许天分与机遇二者对他缺一不可。

刘裕的个性、经历和时代背景，和比他早四百余年的古罗马统帅尤利乌斯·恺撒有诸多相似之处。刘裕和恺撒都身处贵族社会末期，对立面分别是东晋门阀士族和罗马共和国元老院贵族。两人都试图以军事统帅的身份结束已经萎靡、腐朽的贵族共和政治，而且刘裕比恺撒更成功。

两人都不是这一趋势的肇端者。罗马共和国时期，军事统帅干预政治开始于苏拉独裁；在平定斯巴达克斯起义后，成为“三头”掌控罗马的克拉苏、庞贝和恺撒组合，也有点像北府旧将刘牢之与其旧部刘裕、刘毅、何无忌等人的关系，在刘牢之身后，这三人也成了控制东晋的“三头”。

刘裕和恺撒都是靠对北方“蛮族”的战争获取政治资本，然后在“三头”内部的火并中到达权力巅峰。恺撒的“蛮族”对手主要是高卢人和日耳曼人，刘裕北伐的敌人则是在中原建立了王朝的鲜卑人和羌人。恺撒“三头”中，克拉苏先兵败身死，留下庞贝与恺撒反目决裂；刘裕“三头”中，何无忌与天师道作战身死，只剩刘裕和刘毅争夺最高权力。

作为天才的军事统帅，刘裕与恺撒都拥有先发制人、抢占先机的特殊感觉。他们树敌太多，永远有各种形形色色的对手，经常陷入对不同敌人的两线作战。敌人也了解他们这种先发制人的习惯，都努力抢在他们之前下手——但最终还是在这方面略逊一筹。长期战争中，他们都造就了一支忠于自己的老兵队伍。这些老兵（文武将官）用生命拥护他们，也继承了他们果敢勇猛、不计生死的风格，在他们身后仍然决定着政局。恺撒死后，他的老兵们围绕在屋大维、安东尼周围，形成了控制罗马的“后三头”政治，并最终推动罗马走向帝国，罗马帝国里，军人势力一直是政坛主导，这和南朝也颇为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