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燥的土地。没有树木。很多人到达草地前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虚弱,几乎要病倒了。有的因此倒在泥浆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 姬鹏飞说:“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的人还要多。每天早上,我们不得不点一下人数,看看还剩下多少人。我们发现有些人并没有死,他们的眼睛还睁着,可是他们爬不起来了,也不能说话了。我们好容易才把他们扶起来,可他们又瘫倒在沼泽地里,默默地死去……”
草地的地势高也是原因之一。许多医生自己已体弱有病,但他们还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穿越沼泽,去寻找那些掉队的人。
徐通今医生一九八四年是解放军医学研究所所长。他高高的个子,银灰色的头发,仪表堂堂,带着角质架的眼镜,讲起话来措辞严谨,有权威性。他说,空气稀薄使人变得虚弱。每个人跌进泥沼之中,就象在西安出土的泥人一样。医生用樟脑和嗅盐抢救昏迷的人,但有些人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戴正启医生—九三五年只有十六岁,在红军中已是服役一年的老兵了。他是一位爱思考的人,曾多次回忆过草地的情景。他认为要确定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草地是不可能的。人们生病和死亡还有一个原因。不仅仅是冻死、饿死或被藏民的冷枪打死,饮食中缺少盐分,也是一个原因。红军在长征中本来缴获过大量食盐,但是他们怕麻烦,没有带到雪山草地这边来。草地没有盐,他们的食物中缺盐,因此造成死亡。他说:‘我看到有的战士走着走着,突然间就倒下了。我们赶快跑到他跟前,只听他低声念着家乡的名字说:‘告诉我的亲人,我死了。’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。”
当然,气候也是变化无常,战士浑身者是湿漉漉的,饥寒交迫。但这不是这么多人死亡的原因。因为过去他们也挨过淋,受过冻,挨过饿。虚弱也不是唯一原因,他们在毛儿盖已休息过了。
那么原因是什么呢?
“草地上渺无人烟,”戴医生说,“这就是原因。没有人,一个也没有。你要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习性。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:看不到人的影子,听不到人的声音,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。没有人从这条路亡走过,没有房屋,只有我们自己。就好象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。”
“道理就在这里。”他认为,这就是人们死亡的重要原因。
八月二十七日——对某些部队来说是进入草地的第六天——一军团到达巴西,这是草地东北边缘的一个藏族小镇。毛可能是在八月二十八日到达的。先头部队总是前进得更快一些,比其它部队要早到几天。
许多部队分别到班佑或阿西或附近其他村落。必须把部队分散开,免得把村子里那一点点粮食都吃光。
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到达班佑的前一天,给在他们后面的三军团长彭德怀拍发了一份电报。他们请他统计一军团的伤亡人数。他们知道自己的部队损失了一百多人,并且已经埋了一些人,但还有一些人的尸体没有找到,无从埋葬。他们的电报写道:“请携带一些工具,沿路负责掩埋。”
十天以后,他们收到周恩来签署的一份报告:三军团找到并埋葬了四百具尸体。
右路军到达巴西和班佑时,张国焘直接控制下的左路军正在向西南约四十英里的阿坝一带移动,同右路军所走的路线平行。
九月三日,张国焘拍电报给右路军,说他在阿坝被阻。白河(又称噶曲河)的洪水使他的部队无法继续北上。他建议部队南下。人们难以觉察到沼泽地的水是流入两条流速缓慢的河里去的,白河便是其中之一。另一条是黑河,也叫墨曲河。两条河均流入黄河,也称玛曲河。这些都是藏名而不是汉文名称。
张国焘的电报触发了长征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。这一场危机再次使红军面临灾难,它的政治影响延续了多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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