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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1年正月,刘裕从平定卢循的战场凯旋,回到京师。从前年春天出征南燕开始,到去年春奔回建康、迎战卢循,至此已有一年零九个月。这段时间里,他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的临敌状态,此时才能安定下来,稍作休整。
此时,“三头”中的何无忌已逝,刘毅因战败声望大减,刘裕在朝野间的声望已无人能及。朝廷再次授予他太尉之职,这次他没有拒绝。他正式成为朝廷宰相,事实上也完全控制了东晋朝政。
整顿政治
回到和平状态的刘裕,开始整顿晋朝内政。和以往一样,他的主要目标,还是惩治士族的怠政和贪腐。
战斗中,对于畏战、违令的军官,刘裕从来都严惩不贷。以往都是无能士族掌握兵权,临阵畏缩、弃军逃命都是家常便饭,事后也都互相因循包庇,无人追究。刘裕固然靠法令和斩首来严肃军纪,但作为从临阵杀敌的下级军官成长起来的统帅,他更多靠的是以身作则。经过他的整顿,东晋军队百年来的劣根性被彻底扭转。整顿政治时,他也秉承了这一治军作风,在身体力行和法令严明两方面都无懈可击。
除了玩忽职守,东晋士族最大的劣根性就是贪婪奢靡。刘裕自己一直保持朴素、本色的生活方式,家居和车马都不用金玉装饰,家中不蓄养乐伎舞女。家居时,他习惯穿木屐,最平常的消遣是踱到建康郊外,在江滨散步。
刘裕办公的府内也从不设金库,一切开支都按度支(财政预算)执行。他掌握朝政的近二十年间,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远多于和平,但政府财政收支一直保持平衡,极少靠加征赋税弥补军费,更不曾靠增发货币、通货膨胀敛财。而这一招正是他的子孙们屡试不爽的手段。
从战场回建康不久,会稽郡的豪族虞亮因藏匿人口上千被揭发。这是东晋士族最习惯的扩充家产的方式。他们吞并小农的土地,让这些农民成为自己的佃户和奴婢,并把他们从政府户口中注销,不给政府缴纳赋税。刘裕命令将虞亮斩首。会稽太守是晋朝宗室司马休之,也因包庇纵容被免官。
朝廷选拔官员,一个主要渠道是由各地州郡推荐秀才、孝廉人选。秀才要求有文化,孝廉要求品德好,再由朝廷进行文化考试,合格者才能录用。这个制度自汉代开始实行。但百余年来,士族门阀控制了秀、孝选拔,他们的子孙不管有无才干,都可以通过这个名目,不用考试直接做官。刘裕此时向皇帝呈请批准,恢复对秀才、孝廉的考试制度。晋安帝是白痴,但朝廷正式法令还要以皇帝诏命的形式颁布,这是当时的行政程序。
刘裕用人也只看才能品行,而不计其出身,也不计较与自己有无恩怨。当然,他的亲属只要稍有能力,都会位居高官,这是他控制政局的需要。除此之外,他从不用只会阿谀奉承的无能之徒。有人认为跟随他发迹的都是其京口乡党旧部,但刘裕从不介意从旧日敌人中选拔人才,像沈林子兄弟,本是天师道要犯;胡藩是桓玄部属;平燕时招降的桓氏家族,甚至鲜卑贵族段晖,都被他委以重任。这些人在他死后,仍在军、政领域起着重要作用。
经过刘裕整肃,门阀士族已经退居政治生活的边缘。代替他们的,是跟随刘裕作战起家的一批中下层军官。这是自魏晋士族当道二百年以来政治舞台的最大变化。
心腹刘穆之
刘裕自幼失学,文化水平低。在这方面,他最倚重的助理是刘穆之。
地位提高后,刘裕经常主持重要场合,在生活交往和政务中,接触到的士族文化人也越来越多。为适应这种角色变化,他做了很大努力。他的政务文书、重要发言,大都要和刘穆之预先商议,由刘穆之代拟。甚至行为举止、服饰礼仪方面,刘穆之也常为他提供参考意见。
刘裕地位提高后,曾努力学习文化,但还是识字有限,写字笨拙。他的多数文案虽有幕僚代笔,但有些发给外地重臣的机密文书仍需自己写;当时士族上层风气,朋友、僚属间信笺往还,都以本人手写为上。刘穆之劝导他:书法虽是小节,但事关声望,还是应当留意习练一下。
但刘裕事务繁忙,加之天分不长于此,总是无法写好。刘穆之只好教他:“那就索性放笔写大字。一个字一尺见方也没关系。字大就显得气度大,而且体势有力。”刘裕从此照做,六七个字就写满满一张纸。
身为宰相后,刘裕也开始留心学习知识,闲暇时会让人给他读书听,或者让刘穆之等讲述历史上的治乱兴亡、文人士林掌故,他努力记住一些,在公私社交场合做谈资,显示自己不只是一个戎马倥偬的武夫。但这种一鳞半爪的道听途说毕竟有限,难免犯张冠李戴的错误。一般的臣僚即使听出纰漏,也不好意思指正,只好点头依违称妙。
但有一人——刘毅的舅舅郑鲜之,从来不肯放过刘裕的错误。此人出身北方士族,颇有文化,且性格倔强,正担任御史中丞,负责纠察百官。他每次听到刘裕引经据典的破绽,总不客气地当面指出来。刘裕试图遮掩,他更会追根究底说个明白。刘裕经常被他搞得下不了台,甚至脸红动气。事后刘裕反思说:“我本来没有学问,说话粗浅。各位贤人一般都宽容不计较。只有郑先生,肯给我当面指出来,我得因此感谢他。”
刘穆之除了为刘裕协理朝政、处理府务,还留心生活中的琐事。百姓的街谈巷议,京口、建康或各地的新闻趣事,他只要听到,都会向刘裕报告。刘裕很喜欢借此获得小道消息,然后在公私场合谈起,显示自己耳目聪明,洞悉民情。
刘穆之精力充沛,涉猎极广。他长期主持朝廷政务,还要为前方的部队提供补给、兵员,工作繁剧,各种表章文件堆满案头,永远有人在排队等待向他汇报事务,他经常是手持文件阅览批示,同时耳听各种来人的汇报,随时做出回答和指示,同时处理几件事情,都不假思索而处置得当。稍有空闲,他就读书、写书,经常拿几种不同的抄本亲自校订(当时书籍都是写本,传抄中会有差异)。
他还爱结交各路宾客,常一边处理政务,一边应酬客人,身边永远座无虚席。他不习惯独自吃饭,每餐都要让厨房准备十人以上的精美饭食,一边吃饭一边与众宾客交谈。他靠这些人为耳目,探听朝野间的各种动向,报告刘裕。他事实上也负担了刘裕军府的情报工作。他曾对刘裕说:“我本来出身贫寒,生活清苦了很多年。自从追随您高升以来,生活开支略微大了一些。有时想节省一点,但不容易克制住。除此以外,我没有任何辜负您的地方。”
对刘穆之如此受重用,最不满的人是刘毅。他几次趁谈话之机,与刘裕说起:刘穆之官阶虽不高,但权势太盛。刘裕对刘穆之的信赖则从未降低,除了靠他处理府务外,还将他提升为丹阳尹,即京师所在郡的太守。刘穆之女儿出嫁,刘裕提供了价值上百万的嫁妆。而刘裕自己的女儿出嫁,嫁妆不过二十万钱。
“二刘”结怨
何无忌死后,“三头”去一,刘毅和刘裕的关系更为对立。刘毅性格果敢有为,但刚愎自用。京口起事以来,他认为自己与刘裕同谋共举,功业相当,众人推举刘裕为首,他向来不服气。
天师道平定后,刘毅仍官复豫州刺史,其堂弟刘藩任兖州刺史。但他看到刘裕官位升高,认为自己的声望和地位相对降低了,不满的情绪更重。二刘发生争执时,刘裕总忍让克制,希望能和衷共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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